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
开的什么生肖

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學教師學習會〔37〕和馬校長〔38〕要我給他們做一個報告。我想,既然給北京大學講,也就應該給別的大學講。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這個報告會就以北京大學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學的教師和同學代表也請來了。
  我講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報告吧,也許不適合大家的要求,因為大家正在進行思想改造的學習,這樣的報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學習,就一定要下決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講一講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
  講到改造問題,我想還是先從自己講起。我中學畢業后,名義上進了大學一年級,但是正趕上五四運動〔39〕,沒有好好讀書。我也到過日本、法國、德國,所謂留過學,但是從來沒有進過這些國家的大學之門。所以,我是一個中等知識分子。今天在你們這些大知識分子、大學同學面前講話,還有一點恐慌呢。不過,我總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有一些體會,聯系自己來談這個問題,可能對大家有一點幫助,有一點參考作用,總不至于成為一種空論吧!
  大家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學習的人,都應該有這樣一個起碼的認識。當然,改造需要時間,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這是急躁的,不合乎實際的。應該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拿我個人來說,參加五四運動以來,已經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改造。也許有的同志會說:你現在擔任了政府的領導,還要學習和改造嗎?是的,我還要學習和改造。因為我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沒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認識,這樣才能夠進步。三十年來,我盡管參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時候和某些部門做了一些負責的工作,但也犯過很多錯誤,栽過筋斗,碰過釘子。可是,我從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樂觀主義鼓舞了自己。這個力量是從廣大人民中間得到的。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態度和決心,即犯了錯誤,就檢討,認識錯誤的根源,在行動中改正錯誤。有了犯錯誤的經驗,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當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總可以改正吧!犯了錯誤,不要當作包袱,要把它丟開。丟開了還不算,還應該公之于眾,作自我批評。這不僅可以教育自己,同時也能幫助別人少犯這樣的錯誤。也就是告訴別人:這類錯誤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認識了,同時又肯改,仍然是可以進步的。犯了錯誤,關起門來檢討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學習。一個人之所以犯錯誤,一方面是由于對理論、原則認識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進步的理論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點道理跟實際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須向廣大群眾求教,從實踐中求得新的認識,發現新的道理。這樣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錯誤了。
  我講這一段話,是為了使同志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建立這樣一個信心:只要決心改造自己,不論你是怎么樣從舊社會過來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數在舊社會生活過較長時間,會帶來很多舊的東西,要求一下子把舊的影響肅清,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斷的斗爭中,才能求得進步。
  下面講幾個大家在學習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

  一 立場問題

  我們在學習和工作中,總有一個站在什么立場的問題。我們現在還不能說都已經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看待一切問題、處理一切問題了。這不僅是你們諸位,就拿我來說,幾十年以前就參加了共產黨,是不是進了共產黨之后工人階級立場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許看書學習、寫文章的時候是那樣,但是到實踐的時候,是不是辦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階級立場呢?認真檢查起來,還是差得很遠的。工人階級立場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自己封的,決定的關鍵是實踐,只有實踐才能證明是否合乎這樣一個立場。例如,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把廣大的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首先是把工人、農民、學生和一部分軍隊組織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動他們前進。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漢時期,有些人在陳獨秀〔40〕領導下,立場就很不穩了,跟著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就說明他們沒有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受了當時反動階級的影響。類似的例子還有。所以,立場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
  我國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從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們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階級立場上來。
  我的家庭是一個破產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紹興,后來祖父到江蘇淮安做縣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雖然沒有買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這樣的家庭不能不影響我的思想。一個人幼年所受的影響,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風上長期存在,說話或者寫文章,如果不經過很冷靜地思考,舊的東西常常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既然如此,要求知識分子一下子就有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那是困難的,一定要有一個過程。
  一般的人開始最容易有一個民族觀念、民族立場。因為中國是一個百年來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所以容易使我們產生愛國的民族觀念。例如,我小的時候讀章太炎〔41〕先生發表在《國粹學報》〔42〕上的文章,當時雖然讀不大懂,卻啟發了我的愛國的民族思想。中華民國成立以后,袁世凱〔43〕、北洋軍閥〔6〕的專橫賣國,更使我增加了愛國的思想,因而積極參加了反對"二十一條"〔44〕、反對中日軍事協定〔45〕等愛國活動。我想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過程。這是一個好的起點。知識分子有了愛國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從這個立場上前進。
  當然,這里面可能有危險性。假使從民族立場發展到國家主義〔46〕或狹隘的民族主義,對外侵略別的國家,對內壓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這種危險性雖然有,但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華民族是受外國侵略、欺凌和壓迫的,所以人們首先產生的是一種民族的反抗侵略的愛國主義。在這樣一個具體的環境中,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愛國思想發展到爭取民族解放和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識分子初步有了這樣的思想,應該受到歡迎。當然,我們也要防止產生國家主義或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危險思想。
  在中國,國家主義是跟共產主義同時出現的。五四運動時的同輩們,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當時的少年中國學會〔47〕分成兩派:以李大釗〔48〕、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產主義;另外,曾琦〔49〕、李璜〔50〕、左舜生〔51〕等人又是一派,他們走向了國家主義,結果做了國民黨的尾巴。這個尾巴做得也很可憐,因為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環境里,不可能出現土耳其式的基馬爾主義〔52〕。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只有極少數人玩弄那種貨色,在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買辦階級、地主階級勾結在一起,壓在中國人民頭上,形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一百多年來,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國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53〕和孫中山的革命,嚴復〔54〕和康有為〔55〕的改良,在當時都是想把中國往前推進,但結果都失敗了。中國既沒有象法國大革命〔56〕那樣把封建勢力完全摧毀,也沒有象日本那樣發生了明治維新〔57〕。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參加土改〔10〕工作時看到了,中國的封建勢力太大,地主和富農在中國農村中約占人口的十分之一。這些人散布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壓在農民頭上,帝國主義就憑借著這些人統治中國。在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中,過去有些人企圖走改良主義的道路,走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統統失敗了,不能不找新的辦法了。
  中國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更加覺醒了。俄國十月革命給了我們新的啟示,使我們認識到要"走俄國人的路"。孫中山先生也提過"以俄為師"的口號。這樣,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就組織和發動起來了。許多知識分子從民族的立場進一步認識了人民的立場,覺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才能救中國,才最愛民族。因為封建經濟束縛著中國廣大農村的生產力,買辦勢力束縛著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國民黨反動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買辦勢力,成為一種反動政治力量,他們依靠帝國主義,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場,而不是只有籠統的民族觀念。
  人民的立場,是不是進了共產黨以后一下子就站穩了呢?不錯,當著對敵斗爭很激烈的時候,我們是很清楚的,對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是堅決斗爭的,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場。但是到抗日戰爭時期,我們要和國民黨講聯合,共同對外,這時有一部分共產黨員的人民立場就不那么明確了。你們從胡喬木同志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戰爭初期,毛主席堅決主張對國民黨有聯合有斗爭,推動全面抗戰,反對國民黨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戰,這是堅定的人民立場。但是有些共產黨員,有時只注意聯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爭的一面,遷就了國民黨,人民立場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三八年在武漢,曾發生過這樣的錯誤。那時聯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爭不夠。后來認識了這個錯誤,糾正了,到重慶、南京工作時就好一點了。這就是說,人民的立場,在共產黨的領導人當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穩了的。大家看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時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讀了很多書,又住過延安的學校,但還是有不少人沒有站在人民的立場,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講話中就首先提出立場問題。
  現在,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想法,農民階級有農民階級的想法,城市小資產階級有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想法,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想法,只要各個階級存在,他們的不同立場就會存在。我們今天要求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立場,這就是為絕大多數人民的最高利益著想的人民立場。
  由人民的立場再進一步站到工人階級立場,那是更難的一件事。為什么要知識分子進一步站在工人階級立場呢?因為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是為人民的,也是為民族的,將來要實現共產主義,使社會達到無階級的境地。工人階級的偉大就在于此。資產階級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變成資本家。如果人人都當資本家,誰去做工人呢?如何積累資本呢?我參加共產黨,最先就是這一句話說動了我,我也用這句話寫過文章,向別人宣傳過。為什么工人階級是先進的?因為工人階級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變成勞動者,使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統一起來。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最本質的東西,是它能使全世界進到沒有階級、誰也不剝削誰的社會,別的階級和政黨都不能擔當這個任務。
  對階級立場問題,在知識分子中有幾種認識。一種認識是:中國沒有那么多的工人,產業工人不過三四百萬,并且是從封建社會中生長起來的,或多或少地帶有封建的影響,恐怕不會很強,怎么能領導全國呢?另外一種認識是:中國共產黨里面,農民、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占很大的數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是不是代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有一種認識是: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以后,實行黨的口號、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了,就體現工人階級的思想了。這三種想法都是錯誤的。
  我們認為,中國工人階級盡管人數少,而且其中還有若干人受過封建的影響,但是只要積極工作,發展生產,跟世界上的工人運動的經驗和先進理論相結合,這個力量就是無窮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會發展壯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從小到大的。我們每一個人也是由幼年長大的,幼年的生長力是最強的。所以工人階級在中國是有遠大前途的。工人階級能照顧全局的利益。將來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發展工商業,不僅對本階級有好處,對農民有好處,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有好處。為了更好地發展工商業,它要把重要的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手里,逐步走入社會主義社會。也只有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根據它的思想,根據國家的物質條件和不斷提高的生產能力,才可以使中國工業化,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所以不能因為它人數少而忽視這個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無私的階級。
  共產黨內有大量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他們能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嗎?我認為,經過鍛煉是可以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工人階級并不把它的立場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場上來。中國工人階級也是從舊社會來的,不過跟知識分子不同,它經過現代化大生產的鍛煉,體現了先進的思想和立場。知識分子的改造也要經過鍛煉,經過學習,經過實踐。知識分子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就是要學習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思想和立場。這不僅是對黨外知識分子說的,也包含黨內的知識分子。梁漱溟〔58〕先生在一封信上說,過去認為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是知識分子,黨員很多是農民,大概你們是農民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吧?他這話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產黨員如果不經過改造,是會有很多農民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但經過改造就會逐漸減少,工人階級思想就會逐漸加多。毛澤東思想體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思想。即將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就是體現中國工人階級思想的偉大著作。
  做了共產黨員,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許我們主觀上覺得是為工人階級了,但有時我們的工作犯了錯誤,實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說明我們還不是真正站穩了工人階級立場。這種情況是常有的。我們過去發生的右的或"左"的錯誤,就是離開了工人階級立場對反動階級遷就,或者是把自己這個階級孤立起來。拿我個人來說,就有過多次這樣的經驗教訓。正是因為有過這樣的錯誤,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階級立場不是那么容易站穩的,需要長期地摸索、學習、鍛煉。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革命的指南針,但是單靠這個指南針還不行,還要有自己的革命實踐。毛主席常說,任何一個人不經過自己的實踐,碰過釘子,摔過跤,別人的經驗對他總是作用甚小。自己實踐的經驗是最可寶貴的,最有用處的。所以共產黨員也需要經過鍛煉,而且是長期的鍛煉。
  從民族立場進一步到人民立場,更進一步到工人階級立場,大體上會有這么一個發展過程。要促進這個發展過程,推動知識分子的進步,防止這個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偏差,逐步地解決立場問題。

  二 態度問題

  明確地認識了立場的發展過程,態度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生活在世界上,對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總會有一個態度。立場不同,態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家的對立。帝國主義侵略集團要統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國主義,要把世界變成美國的世界。中國人民是深受美帝國主義幫助蔣介石大打內戰之苦的,現在美帝國主義又侵入朝鮮,侵入我國的臺灣。世界人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逐步覺醒了,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斷發展,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覺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國主義的剝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戰爭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兩個陣線,這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對這樣的世界形勢,我們中國人民怎么能夠不表明自己的態度呢?必須要有明確的態度。首先要分清敵我友,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沒有這樣一個區分,那你是什么態度呢?難道你站到敵人方面去?當然,在中國還有站在敵人方面的反動分子、反革命殘余分子,我們要肅清他們。但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人,站在愛國的民族立場上的人,能不表明態度嗎?所以,我們在學習時必須有敵我友的觀點。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國人民、日本人民在內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要爭取他們。現在還被帝國主義欺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政府,我們應該爭取他們反對戰爭,贊成和平,即使是暫時的朋友,我們也要爭取。一切國家,一切可以爭取的政府,都應該爭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暫時的、在一個問題上的中立,對于人民來說也有好處。我們應該分清敵我友的界限。我們的敵人就是美帝國主義和它的同盟國家、幫兇國家的反動政府。我們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個問題上一時的朋友。這樣,我們人民的力量就壯大起來了。這是在國際上。在國內呢?這個問題已經清楚了。我們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首先應該鞏固工農聯盟,還要團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一切愛國分子。我們的敵人就是反動階級,最集中地表現在國民黨反動派殘余集團上,還有一些反革命殘余分子。在態度問題上,是不是還有保持中間的可能呢?應該說,基本上沒有可能,尤其在國內更沒有可能。因為勝敗已經定下來了,人民已經當政了。難道今天還可能又站在蔣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國人民方面嗎?也許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臨時性的,最后態度總是要判明的。
  關于態度問題,我們歷來主張靠自己覺悟。我舉個例子,大家會清楚的。張伯苓〔59〕先生,晚年做了國民黨政府的考試院長,重慶解放以后,開始有了覺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轉到天津。他和我總算是師生關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絲毫沒有勉強他寫一個東西。以后他慢慢地認識了新中國,認識了人民中國的好處,開始跟我講了一些他最贊成、最高興的事,但是我仍然沒有請他寫個東西。我覺得一個人的進步要等他自覺地認識以后才最可靠。這樣一耽擱,沒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臨終前他寫了一個遺囑,大家可能在報上看到了。也許這是我的一個缺點,沒有及早地幫助他提高覺悟。假使我知道他身體那樣差,早一點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點進步表現,使人民對他有更多的諒解。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舉一個例子:翁文灝〔60〕,大家也很熟悉,新華社宣布過他是戰犯之一。但是他在歐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國來,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國去當教授。因為他有這樣的表示,我們就歡迎他回來。他回來以后,有些朋友覺得他應該寫一個聲明,這樣好使人民諒解他。但是我們仍然覺得不要太勉強,要他慢慢覺悟,自覺地寫。
  真正的中間態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個時期的動搖、懷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種人他對新生事物要懷疑一下,觀察一下,我覺得應該允許。懷疑并不等于對立。對立就是敵視新中國,這不能允許。在學習中,對某一個問題持懷疑的態度是可以的,因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們接受的。真理愈辯愈明,我們不怕懷疑。觀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時候跟我說,有些問題他要觀察一下。他在這點上很直爽,我們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紹他到各個地方去觀察。他每次回來的確都有進步,這一點我們應該歡迎。他觀察一個時期就提出一個新的認識,那很好嘛!觀察不等于旁觀,觀察的態度是積極的,旁觀的態度是消極的。
  還有一種態度是同情但不參加。這種人只是做到對中國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參加還要考慮考慮。這也是允許的。我們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許多人跟我們打過招呼,說他很同情新中國,但是他自己暫時還不能回來。我們絕不勉強。因為這里面還有客觀的原因和主觀的原因,我們應該諒解。
  
  *這是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講話的前兩個問題。
  注釋:見《周恩來選集》下卷注釋。

責任編輯:總編室校對:總編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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