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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蓉:學黨史 明初心 知使命

摘要:2019年7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關于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主題教育重要內容,不斷增強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巡視員李蓉作的專題輔導報告,對于我們了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弄清楚我們從哪里來、往哪里去,深化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認識和理解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李蓉 圖片01

李蓉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巡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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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過程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是緊密相連的。從國內來看,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為了民族復興,無數仁人志士不屈不撓、前仆后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嘗試,但終究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1919年,中國大地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重大事件。

五四運動爆發于民族危難之際,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磅礴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五四運動前后,我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包括陳獨秀、李大釗等,在追求真理中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沖擊了幾千年來的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正式成立,中國歷史掀開了嶄新一頁。

從國際來看,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寫了《共產黨宣言》,一經問世就震動了世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后,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得到廣泛傳播。在馬克思親自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第一國際”等國際工人組織相繼創立和發展,在不同時期指導和推動了國際工人運動的聯合和斗爭。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馬克思主義政黨在世界范圍內如雨后春筍般建立和發展起來,人民第一次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成為實現自身解放和全人類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現實,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中國先進分子也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國社會的劇烈運動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斗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一)中共黨史“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1919年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研究室與監獄》一文,鼓勵青年們“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沒想到一語成讖。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被京師警察廳逮捕了。這是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入獄。此時的他,思想激進,呼喚變革,但其實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被捕,是因為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領導者的惹眼地位。陳獨秀在運動中的地位,毛澤東評論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非但是陳獨秀,那時的中國,其實也還沒有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直到“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嶄新的社會制度已成為現實,開辟了人類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時代,并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傳遍世界,也傳到了中國。在這一時期,最早介紹《共產黨宣言》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是李大釗。

1917年冬,李大釗應聘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此后,他迅速在進步青年中開展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在圖書館大量擴充馬克思主義書籍,包括外文本的馬克思主義原著。1918年11月,在慶祝一戰勝利的講演會上,李大釗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庶民的勝利》。演講結束后,他又為《新青年》寫下了《Bolshevism(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一文。文中,李大釗不僅把社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民主主義等列為真正的勝利者,還指出俄國革命者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士(馬克思)為宗主的”,他們要聯合世界的無產者,創造以自由鄉土。文末,李大釗激昂地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因為五四運動的發生和陳獨秀被捕,原本該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延期到當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釗編輯的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除了為營救陳獨秀四處奔走外,李大釗還完成了一篇對自己和中國日后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發表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統而簡明的介紹,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點介紹和摘譯了《共產黨宣言》。

原北京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張靜如認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釗思想急劇變化的時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從一個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在《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出刊前不久,1919年9月17日,在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和呼吁下,坐了98天牢獄的陳獨秀終于出獄了。

在獄中,陳獨秀仔細思考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對社會主義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思考。黨史研究者一般認為,五四運動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陳獨秀思想向馬克思主義演變的開始。

陳獨秀雖然出了獄,卻還在軍警的監視下。自己家里沒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適家,后來又在李大釗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終究不是長久之計。1920年初,他和李大釗商量,決定到上海去。

陳獨秀此番南下,隨身帶著一本《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這是他特地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的。這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綱領,當時在中國還沒有完整的全譯本。陳獨秀帶的這本書,成了《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的底本之一。

1920年2月中旬,陳獨秀乘坐的外國輪船到達上海,在朋友們的張羅下,他住進了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上海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也隨著陳獨秀遷回上海。陳獨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請在上海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幾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復刊之事。參與商談的有《星期評論》的編輯李漢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編輯邵力子等人。時隔不久,李達從日本回國,也被邀請協助做編輯工作,并入住老漁陽里2號樓上房間。其中,李漢俊是在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將,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責任編輯:吳自強校對:王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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